河北日報｜在阜平，不止一個鄧小嵐！21位北京“老校長”七年支教阜平18所鄉村學校

十八年如一日扎根阜平馬蘭村，將音樂和愛的種子播撒在這里，把孩子們送上北京冬奧會開幕式的舞臺……曾經，鄧小嵐支教阜平的故事感動了無數人。

其實，在阜平，還活躍著許多像鄧小嵐一樣的“造夢人”。

自2016年起，阜平的18所鄉村學校陸續迎來了21位特殊的“校長”。

他們，主要為北京學校的老校長、老書記、北京市名師，來自東城、西城、海淀等北京優質教育資源集中的區域。

近七年來，從北京風塵仆仆而來的“老校長”如同一束照進角落的光，照亮了阜平山區老師的進步之路，也照亮了山村孩子的成長之路。

支教團成員劉建文給阜平北果園小學學生們上科學課《光是怎樣傳播的》，這是學生們正在做實驗。受訪者供圖

作為第一批支教團成員，北京陶然亭小學退休校長劉建文自駕往返于北京和阜平之間，七年來行駛里程逾10萬公里。為給孩子們帶來豐富多彩的課程，他不僅自學美術，而且每次到阜平時，后備廂里拉的全是孩子們上美術、體育、勞動、科學等科任課所需的一切用品，七年來他自掏腰包購置教學用品已有四五萬元。其間，他還主動要求將幫扶學校由一所增為三所。

支教團成員王騏與阜平王林口中心小學合唱團的孩子們。韓建琳供圖

來自北京的音樂教研員王騏雖然在京音樂教學教研等各項工作繁重，但他從未因個人原因耽誤來阜支教的行程。從小學音樂課堂教學，到校合唱團訓練，王騏不僅讓學校響起了歌聲，讓原本唱國歌都跑調的農村娃學會識譜、學會聽音辨音、學會分聲部合唱，也讓這些唱歌都不敢抬頭的孩子自信地站上舞臺。

支教團成員付寶環給阜平谷家莊小學的孩子們上音樂課。韓建琳供圖

北京市音樂特級教師付寶環第一次去阜平的石猴小學、谷家莊小學前，她認為自己是去和音樂老師交流的，到后才發現，學校沒有音樂老師。付寶環當時就立下軍令狀，以后每次來阜平就要給兩所學校所有班的孩子各上一節音樂課。在原工作學校領導的大力支持下，付寶環給兩所學校捐贈了100架口風琴和每個孩子的一個吹嘴兒。僅僅一年多，孩子們不僅學會了吹奏口風琴，還能給自己班級的合唱伴奏。曾經見人臉紅的山里娃，現在也能落落大方地上臺歌唱了。

支教團成員申桂紅（左三）對阜平縣城南莊鎮中心幼兒園的老師進行專業知識培訓。韓建琳供圖

老校長們還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解決教師培養難題。在北京科技大學附屬中學原校長紀世銘和海淀教師進修學校原語文教研員、特級教師田福春的幫助下，阜平城廂中學與北京101上地實驗學校成為姊妹學校，老師們還參加了上地實驗學校的暑期研學交流。北京四中網校價值42萬元的課程，也免費對城廂中學師生開放。經北京支教老校長夏樹銘溝通協調，北京十四中骨干教師還和阜平的阜東學校青年教師開展起結對幫扶。

支教路上，老校長們放棄了很多，也克服了各種各樣的困難。

剛退休的老校長，都是“香餑餑”，不少民辦小學會開出數十萬年薪聘請，但為了下鄉支教，幾乎每一位老校長都放棄了這些。

很多老校長們要倒車去阜平。前幾年，他們每來一趟，幾乎都要把火車、大巴、出租車等交通工具坐上一個遍，單程六七個小時都是家常便飯。如今到阜平的路比原來好走多了，他們路上的辛苦才少了一些。不僅是交通，他們在吃住方面也曾遇到很多很多困難。

支教團成員孫錫霞在阜平八一學校上公開課。韓建琳供圖

但支教路雖然難走，老校長們卻有各自堅持的理由。

第三批支教團成員尚錦花的老家在滄州任丘，她覺得，來阜平支教是支持家鄉教育的一種特別好的方式。

第一批支教團成員孫錫霞說，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她的父親曾在保定和滄州地區戰斗過，來阜平支教，讓她覺得是在延續父輩的一個使命。

北京市八一學校和阜平八一學校有著很深的淵源。所以北京市八一學校原副校長袁靖，在接到支教阜平八一學校任務時，她覺得自己有責任做這件事情。

在這些具體的出發點之外，對教育，尤其是對山區教育的一種情懷，是促使這些老校長們堅持下去的最深厚的驅動力。

今年端午節前，劉建文帶孩子們在勞動課上體驗包粽子。受訪者供圖

在這些老校長的幫助下，阜平受幫扶學校老師們的授課水平“跨越式”提高，孩子們也開始接觸到此前接觸不到的“一節好課”。

“每次您來安排科任課，這個學校就沸騰了，那種節日的氣氛就有了。”七年來，當地老師曾不止一次對劉建文說起這樣的話。

“不是老師們天生不會‘上一節好課’，是原來沒有這樣一個機會，讓大家明白怎樣才是‘一節好課’”“盡管接觸得少，但有的孩子畫得還真是不錯，所以孩子不是說天生不會，就是他就沒這個機會”……在各種場合，老校長們卻總會不斷提起這樣的話。

正如一首歌里所唱的，“每個夢想都值得灌溉，每個孩子都值得被寵愛”。每個人的成長之路都期待一次美妙的喚醒，每個角落都需要被一束光照亮。而這些老校長們，就是那些閃閃發光的人。

這次，我們走近劉建文，聽他講述七年支教路上的故事。也通過他，了解這條支教路上那些可敬可愛的“老校長”們。

教老師們“上一節好課”

記者：聽說最近幾天，您一直在跟北京市數學特級教師劉德武約課，確定了來阜平講課的時間，感謝您給孩子們帶來這么優質的師資。

劉建文：我們不僅把講課時間確定了，還溝通好了講課內容，到時候他就講六年級的體積問題，然后再辦一個講座。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請“外援”了，七年里，我請這種級別的老師到阜平已經有40來人次了。

不過請他們來，主要不是教學生，而是教老師的。

每次北京的老師來，我們都會開展教研活動，甚至最近一次還辦成了全縣的教師培訓，有100多名教師參加，縣教師發展中心的校長、副校長都來了。

記者：我們之前接觸的很多支教，往往更側重給學生上課，您為什么會選擇把重點放在老師身上呢？

劉建文：教當地老師“上一節好課”，不僅是我個人，也是整個“北京老校長下鄉”阜平支教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這個工作重點從我們到阜平支教的第一天，就已經明確了。

2016年10月8號，我第一次來到阜平的半溝小學。實地一看，辦學條件確實相對比較差。孩子們坐的都是大板凳，沒有靠背那種。教室里的黑板還是洋灰抹的，更談不上有多媒體設備。

不過我們最擔心的還不是硬件。第一次去我就聽了幾節課，很多老師能把課本串講下來就不錯了，還談不上授課技巧和授課效果。當時我們支教團的一位校長有個特別生動的總結，說這兒的老師就是“四個一”：一本書、一支粉筆、一塊黑板、一個金嗓子。

對這個情況我們也理解，山村學校位置偏僻，教師的培訓資源非常匱乏，聽說老師們基本上一年到頭都難有一次培訓。我們這些人在退休前，大都是學校校長、書記，或者是骨干教師，學校管理和教師培養是我們擅長的領域。所以教老師“上一節好課”，就成為我們支教團成員的共識。

記者：這就是授人以魚更要授人以漁，對嗎？

劉建文：沒錯。每次來阜平，我們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聽課、評課，讓老師能明白哪些地方上得好，哪些地方需要改進。阜平縣教育和體育局做過統計，七年來，支教團共聽課4000余節，開展教研活動280多次。

但有時候光憑我們說，老師還不能完全想象出來什么是“上一節好課”。有的校長就親自操刀上示范課。七年來，支教團組織課外活動、講座、示范課共有360多次。

我原來是教語文的，但我離開語文教學一線崗位將近30年了，退休后又在北京西城區政府教育督導室當督學，聽課、評課我在行，可要說教學，確實已經不是我的強項了。我就聯系北京的優秀教師資源來講示范課，還多次請我們支教團的成員、北京市骨干教師孫錫霞來半溝小學上示范課。

不僅是我，老校長們都在利用自己的資源，來解決教師培養難題。在北京科技大學附屬中學原校長紀世銘和海淀教師進修學校原語文教研員、特級教師田福春的幫助下，阜平城廂中學與北京101上地實驗學校成為姊妹學校，老師們還參加了上地實驗學校的暑期研學交流。北京四中網校價值42萬元的課程，也免費對城廂中學師生開放。

另外，經北京支教老校長夏樹銘溝通協調，北京十四中骨干教師還和阜平的阜東學校青年教師開展起結對幫扶。

記者：在你們眼中，怎么才算“一節好課”？

劉建文：上好一節課，把知識點講好只是最基本的要求，還要看老師有沒有把學生了解好，把學生積極性調動好。比如，老師上課當中怎么能關注到班上所有孩子，就是很重要的方面。有的老師，只叫學習好的學生回答問題，有的老師一遇到學生回答錯了，馬上就拉下臉讓學生“坐下”，就再也不理他了。

但真要上一節好課，不應該是這樣。七年來，我請劉德武老師來阜平授課已有12次，就是為了讓大家看到一節好課的樣子。劉老師碰到學生沒答對，他會說，“我們請另一位同學說一說，幫幫他。”下一個同學答對了，他還會轉向那位沒答對的同學問他有沒有聽明白。如果這位同學表示聽明白了，那劉老師還會請他再給大家講一遍。

這個細節，就在告訴學生，老師沒有放棄他。學生是學知識的主體，而且學生發言本身也是對老師授課效果的一種檢驗。處理課程中的這些細節，看似跟教知識沒直接關系，實際上直接影響著學生對知識點的掌握和學習興趣的培養。本質上，體現的是老師有沒有尊重學生。

記者：七年了，你們覺得阜平的老師們學會“上一節好課”了嗎？

劉建文：很多老師的變化可以說是“跨越式”的。

半溝小學原來有一個老師，七年前我剛去學校的時候，他還是一個非常普通的數學老師，學校還讓他負責食堂工作。但后來隨著一次次聽課、評課，他自己下功夫鉆研，竟拿下了阜平縣首屆四項全能大賽數學組一等獎。現在他已經被調到其他小學當副校長了。

后來他也說，如果不是我們來了，他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績。他這是大實話。

這樣的變化還有很多。我聽說在一次阜平縣中小學教師的教學大賽中，我們支教團老校長曾對口幫扶的城廂中學就成了大贏家，全校10位教師全部獲獎，其中3位教師獲得初中組一等獎，一等獎總共才5個。

記者：感覺你們去了以后，老師們的心勁兒都提起來了。

劉建文：沒錯，拿我所在的半溝小學來說，原來上邊組織的一些比賽，老師們很少參加，他們覺得參加也拿不了獎。但最近幾年，學區或者縣里一有比賽，老師們都去參加，也能獲獎了。

半溝小學曾經是全學區教學成績比較靠后的學校。但在去年下半學期，半溝小學六年級的期末綜合成績是全學區第一名。今年上半學期，五年級的期末綜合成績是全學區第一名。這幾年的提升效果確實很明顯。

給孩子們帶來“一節好課”

記者：七年來，您一直堅持自己開車到阜平。

劉建文：對，因為有好多東西要帶，每次去阜平，我的車后備廂里基本都是滿的。

記者：都是些什么東西？

劉建文：都是孩子們上課需要用的東西。現在我一到阜平，另一項主要任務就是給三個學校、每個學校六個年級的孩子們，上一節或兩節課，內容包括美術、科學、體育、勞動這四門課。

學校上這些課程還有些困難，所以也沒有相關材料，我都是自己準備。比如說美術用的材料，筆、墨、顏料、紙，等等。七年里，這些材料大概花了四五萬元。不光是我，為了給孩子們上這些課，老校長們都是自己掏腰包。

記者：學校沒有相關課程嗎？

劉建文：第一次去學校，我們就發現學校的科任課基本是“開天窗”的。所謂科任課，就是除數、語、英三科外的科目，包括音樂、體育、美術、科學、勞動等。

我們的支教團成員、北京市音樂特級教師付寶環就說，第一次去阜平的石猴小學、谷家莊小學前，她認為自己是去和音樂老師交流的，到了以后發現，學校沒有音樂老師。付寶環當時就立下軍令狀，以后每次來阜平就要給兩所學校所有班的孩子各上一節音樂課。

記者：能給孩子們上這些科任課，您也是多才多藝啊。

劉建文：我這純粹是趕鴨子上架，我打小也沒學過什么才藝，畫畫也是支教后才開始練的。

一開始，看學校上不了科任課，我就從北京西城區找音、體、美、勞、科學課的老師來上課。但老師們偶爾來一次，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后來我跟這邊的校長說，如果沒合適的，我先試著上，畢竟我每個月都來。

不過，即便是現學現賣，這些課程也都是按教材上來的。我在西城區當督學，現在每次到下邊聽課，我都特意挑幾節美術、科學這些課聽聽，邊聽邊學。

每次上美術課，我都要在家反復練習，畫好一張示范畫。一進教室，這張畫都是蓋著的。等我講完，突然一翻過來，孩子們總會瞪大眼睛說“哇”，他們的表情告訴我，我畫得還不錯。

不過，音樂課我確實上不了，這實在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圍。

記者：為了上科任課，你們又是貼錢，又得自學，為什么一定要上這些課呢？

劉建文：我們的教育理念，從來不是單獨強調發展“智”，而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接觸這些課程，本來就是在釋放人的天性。拿半溝小學來說，孩子們一上這些課高興得就像過節一樣。給孩子們上一節音樂課或美術課時，別的班先下課的孩子都在教室外邊扒著窗戶看。足見孩子們對這些課程是多么渴望。

大家都知道鄧小嵐與阜平的故事。從小喜歡藝術的鄧小嵐，就是因為明白這其中的道理，才會18年如一日教馬蘭的孩子唱歌。誰能想到，這群孩子有一天能站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式的舞臺上放聲高歌。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站上那樣的舞臺，但每個人都應該具備這樣的素質，因為音樂、美術等對于滋養心靈、陶冶情操，對于我們更加豐富地感知生活，對于系統提高人的素質，都是非常必要的。

記者：通過這些課程，能感覺到孩子們的變化嗎？

劉建文：這些課程給孩子帶來的改變是肉眼可見的。在支教團成員王騏支教的阜平縣王林口中心小學，孩子們原本唱國歌都跑調，現在他們不僅會識譜，還會聽音辨音、分聲部合唱，學校的合唱團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

付寶環在原工作學校領導的大力支持下，給石猴小學和谷家莊小學兩所學校捐贈了100架口風琴和每個孩子的一個吹嘴兒。僅僅一年多，孩子們不僅學會了吹奏口風琴，還能給自己班級的合唱伴奏。曾經見人臉紅的山里娃，現在也能落落大方地上臺歌唱了。

在我們的帶動下，阜平縣的教育觀念也在轉變。近兩年，當地教育部門也在通過公開招聘，陸續給學校配音樂老師，相信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好。

但山村教育的現實決定了想要開全課程，不能全指著上邊派老師。石猴小學的一位沒有任何音樂基礎的老師，就主動提出跟著付寶環老師學音樂，還自費買電子琴、買教材。半溝小學的老師，也開始跟我學著上美術課和體育課了。這樣的老師多了，孩子還愁上不了科任課嗎？

帶給山區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

記者：聽說您現在每次到阜平，不只是去半溝小學。

劉建文：沒錯，我現在一共是對接著三個學校，除了半溝小學，還有北果園小學和古洞小學。

記者：這兩個學校是怎么加上的？

劉建文：是我主動要求的，因為每次不管是請北京的老師來講課還是我親自上科任課，我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只是給半溝小學講，太浪費了。事實上別的學校也非常需要。后來我就跟縣教育和體育局提出再增加個學校，2019年增加的北果園小學。后來我覺得還是不夠，2021年又給我加上了古洞小學。

記者：增加一所學校，會給您增加不小的負擔吧？

劉建文：確實是，單就路程來說，北果園小學在阜平縣城到半溝小學的路上，一點兒不繞遠。但古洞小學位于更深的山里，過了半溝小學，還要繼續往山里開車走將近半個小時。現在我開車來回跑這三所學校，跟原來相比，每次要多跑近100公里。

原來進山里的路上有很多拉煤的大車，山路還特別窄，每次錯車都困難。我歲數也大了，精力確實也不行，好幾次因為車況不佳、山路難行，路上差點發生險情。有時候想想，也覺得后怕。

我開車不好走，支教團的其他人倒車去阜平也特別費勁。前幾年，他們每來一趟，幾乎都要把火車、大巴、出租車等交通工具坐上一個遍，單程六七個小時都是家常便飯。不過現在到阜平的路比原來好走多了，交通比原來方便多了。

記者：需要克服的其他方面的困難多嗎？

劉建文：包括吃住各個方面都遇到過吧。我一開始住在校長辦公室，除了一張床沒別的東西，但這已經是很高的待遇了。可是山里的冬天特別冷，辦公室推開門就是操場，冷風從門縫往里灌。

其實在住宿方面，我們這些老同志們最不習慣的是廁所，倒不因為是旱廁，主要是老年人愛起夜，但學校地方小，廁所都是在學校外邊，冬天晚上上廁所都要披著大衣去，一晚上去兩三回廁所真是苦不堪言。不過后來在多方關心幫助下，我們的住宿條件好多了，都有了獨立的洗手間。

不過對這些困難，我們都有心理準備，畢竟要是條件好的話，也不需要我們來。剛退休的老校長，都是“香餑餑”，不少民辦小學會開出數十萬年薪聘請，但為了下鄉支教，幾乎每一位老校長都放棄了這些。

記者：聽說您堅持支教，有個比較特殊的原因。

劉建文：沒錯，我小時候家里條件很差，上小學、初中都拿不起學費，但得益于對貧困生的相關幫助政策，我一直可以免學費上學。后來沒上高中，而是選擇上了師范，也是因為當時上師范能夠免學費。可以說，正是在黨和政府的幫助下，我才能順利完成學業，通過教育改變了人生。

七年前，當北京市西城區教委找到我，跟我說有個支教機會時，我只問了一句“我夠不夠條件”，其他的什么也沒問就一口答應了。我覺得，來阜平支教，讓我的感恩之心找到了一個釋放的平臺。另外，我的祖輩一直生活在河北深州，這也算我為河北家鄉做了一些事。

因為我曾經就是貧困生，我特別能理解貧困生的心理。現在山區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但也能看出來有些孩子的家庭條件不是特別好，所以我上科任課時，每次都會準備孩子們需要的所有東西，而且都是一樣的，甚至涮畫筆的塑料瓶都一樣，這樣做就是想避免孩子們攀比，避免給家庭條件不好的孩子一種不公平的感覺。

記者：你們老校長之間有沒有交流過，大家為什么堅持做這件事？

劉建文：交流過，一交流才知道，大家做這件事有很多特殊的原因。

和我一樣，我們第三批來的支教團成員尚錦花的老家在滄州任丘，她覺得，來阜平支教是支持家鄉教育的一種特別好的方式。

我們同一批來的支教團成員孫錫霞說，能來這里支教，讓她覺得非常親切。因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她的父親曾在保定和滄州地區戰斗過，來這里支教，讓她覺得是在延續父輩的一個使命。

北京市八一學校和阜平八一學校有著很深的淵源。所以北京市八一學校原副校長袁靖，在接到支教阜平八一學校任務時，她覺得自己有責任做這件事情。

不過，在這些具體的出發點之外，對教育，尤其是對山區教育的一種情懷，是促使我們堅持下去的最深厚的驅動力。我們這些人，從事教育工作都已經有三四十年了，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是我們一直以來的理想和追求。即便退休了，我們依然希望能為此而奮斗。

相關：“老校長下鄉”惠及農村教育

近七年來，從北京風塵仆仆而來的老校長們如同一束照進角落的光，照亮了阜平山區老師的進步之路，也照亮了山村孩子的成長之路。老校長們對教育的情懷和扎實的工作作風，也引起了人們對“老校長下鄉”這項工作的好奇。

據了解，教育部關工委開展的“老校長下鄉”工作，是將城市優質教育資源向農村輻射的一項品牌工作。這項工作于2016年10月啟動，初步確定在北京、浙江、貴州三省作為試點地區先行先試。

作為三個試點地區之一，北京市的“老校長下鄉”活動主要面向北京的密云、延慶，以及河北的承德和阜平等條件艱苦的鄉村學校。2016年9月，北京市啟動了第一批“老校長下鄉”活動，后又于2018年10月和2021年9月，啟動了第二批和第三批“老校長下鄉”活動。

北京下鄉支教的“老校長”，主要為知名老校長、老書記、北京市名師，來自東城、西城、海淀等北京優質教育資源集中的區域。北京師范大學和首都師范大學也選配了部分優秀研究生作為老校長助理參與此項工作。

七年來，通過北京的“老校長下鄉”活動，先后有21位“老校長”，來到阜平的9個鄉鎮18所鄉村學校支教。

據阜平縣教育和體育局統計，七年來，阜平支教團共聽課4000余節，授課620多課時，開展教研活動280多次，組織課外活動、講座、示范課360多次，惠及11000余名學生，2000多名貧困生。

2021年4月，“北京老校長下鄉”阜平支教團被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河北省脫貧攻堅先進集體”稱號。